這個冬天，年輕人重新愛上了圍爐煮茶。

　　炭爐火光，茶煙裊裊，循著時間的軌跡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大地上，也有這樣的圍爐暢談。

　　1921年1月1日，一場大雪封住了長沙城，潮宗街文化書社里熱氣騰騰，一個“學(xué)生社團”召開了新年大會，討論社團今后的走向，即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。

　　28歲的毛澤東是大會的牽頭人，他在發(fā)言中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、無政府主義等方法，認為“激烈方法的共產(chǎn)主義，即所謂勞農(nóng)主義，用階級專政的方法，是可以預(yù)計效果的，故最宜采用”。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，并表示了對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。

　　實際上，就毛澤東個人來說，這條信仰之路的最早一塊基石，是在《湘江評論》 中奠定的。

修業(yè)學(xué)校里的《湘江評論》主題雕塑。

　　湘江爆款橫空出世

　　1919年4月6日，毛澤東回到長沙，成為修業(yè)學(xué)校的一名歷史老師，工資不太高，但能讓他“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”。

　　半年的北漂生活，讓毛澤東眼界大開，許多新思想新見聞充斥于胸，只待摩拳擦掌。

　　一個月后，五四運動爆發(fā)，震動全國各地。

　　身處湖南的毛澤東積極響應(yīng)，他與何叔衡等人改組湖南學(xué)生聯(lián)合會，發(fā)動學(xué)生總罷課和游行活動，與當(dāng)時主政湖南的皖系軍閥張敬堯發(fā)生激烈沖突。

　　毛澤東感受到急需一份報刊發(fā)出自己的聲音。1919年7月14日，《湘江評論》如一聲驚雷，給湘江兩岸帶去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想浪潮。

《湘江評論》創(chuàng)刊號。

　　這是份四開四版的小型報紙，主要以評論為主，采用全白話文寫作。

　　發(fā)行的一個多月期間，《湘江評論》共刊發(fā)86篇文章，毛澤東一人便供稿40篇。這些文章緊跟時事熱點，有憤然要求北洋軍閥釋放陳獨秀的營救通訊，有諷刺揭露巴黎和會分贓內(nèi)幕的辛辣銳評，也有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呼號長文。他的時評文字，猶如一把尖刀，尖銳地刺向那些陳舊的、充滿腐爛氣息的封建傳統(tǒng)。他的聲音是吶喊、是怒吼，更是思想，令人心潮澎湃。

　　《湘江評論》像一縷獨特的思想曙光，照亮了被時代黑幕遮蔽的湖南。

　　26歲的毛澤東，盡管辦報艱辛，經(jīng)濟窘困，但他的思想進入了極其活躍的狂飆突進時期。

　　思想的“大雜燴”

　　20世紀初的中國，社會演變之迅速讓人眼花繚亂，各種新思潮流星趕月似的變化，即便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，也難以適應(yīng)。各種思想攪和在一起，此一時彼一時，成為了世紀的社會思想特征。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，這時他的思想“成為自由主義、民主改良主義、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?！?/p>

　　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，毛澤東讀了一些關(guān)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，很受影響。這種影響，也影響了《湘江評論》。

《湘江評論》第二、三、四期連載的《民眾的大聯(lián)合》。

　　就像《民眾的大聯(lián)合》，雖然文中熱情謳歌了俄國十月革命：“俄羅斯打倒貴族，驅(qū)逐富人，勞農(nóng)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，紅旗軍東馳西突，掃蕩了多少敵人，協(xié)約國為之改容，全世界為之震動”，卻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卻并不認同，甚至認為克魯泡特金的“互助論”思想比馬克思的思想“更廣、更深遠”。即在進行民眾大聯(lián)合時，選擇“忠告運動”“呼聲革命”“無血革命”，而不是“行那沒效果的‘炸彈革命’‘有血革命’”。

　　但這種思想上的矛盾表明，盡管毛澤東當(dāng)時選擇的是無政府主義方式，但俄國式暴力革命已經(jīng)在他心中撒下種子。

　　一切的現(xiàn)在都在孕育著未來，此刻，在《湘江評論》上揮斥方遒的毛澤東，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差“臨門一腳”。

　　走向馬克思主義

　　爆紅的《湘江評論》被張敬堯視為眼中釘，他借口“怪人怪論”“大逆不道”企圖重新堵上這扇思想上的“洞庭閘”。

　　《湘江評論》被查封后，毛澤東還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溫和改良的法子，搞新村試驗、發(fā)起“驅(qū)張運動”、發(fā)起“湖南自治運動”。梨子吃得夠多，但梨子的滋味卻不如想象中美好。

毛澤東編寫《湘江評論》舊址。

　　面對無情的事實打擊，毛澤東跟朋友說：“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?！彪S即，毛澤東提著簡單的行李去到萍鄉(xiāng)。

　　1920年11月25日晚上，萍鄉(xiāng)，冷雨淅淅瀝瀝，毛澤東夜不能寐。太多想法如鯁在喉，太多思考不吐不快。于是他披衣起床，將帶來的新民學(xué)會會員的來信拿出來重新閱讀，并一連寫了8封回信。是給友人的回信，也是對自我思想的厘清和說服。

　　在回信中，他提出了“另辟道路”“另造環(huán)境”“旗子立起”一法。

　　山窮水盡，諸路不通，毛澤東拋棄了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絲幻想，轉(zhuǎn)而堅定地走上俄國式暴力革命道路，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，并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革命的實際中。

　　這不僅僅是個體的抉擇，就像毛澤東所言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和森……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用馬克思主義實現(xiàn)救中國的理想，并教給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，搭建起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科學(xué)殿堂。

　　百多年來的實踐證實了這座殿堂的先進性。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(diào)，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，是當(dāng)代中國共產(chǎn)黨人的莊嚴歷史責(zé)任。

　　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(xiàn)的程度，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。

　　“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，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，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，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?！泵珴蓶|從實踐的打磨中掌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把“鑰匙”的正確使用方法。新時代，我們更應(yīng)該讓這把“鑰匙”常用常新。